惩罚性赔偿制度，目的在于”吓阻”。
一般看法认为，依照普通法传统的侵权行为法规定，如果加害行为是出于”恶意或鲁莽”等严重不当的心态，可处以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的金额是依照侵权行为人的财力而定，没有上限。藉由这种制度能对侵权行为人产生”吓阻”作用，因为没有上限的赔偿金额而感到痛苦，使其不得不重视其行为可能造成的侵权结果，另外也由此而建立起在普通法上的判例，让其它有相同侵权行为人知所警惕，而达”杀鸡儆猴”效果。
惩罚性赔偿在国外通常是以有钱有势的大公司或大企业为对象。因其财力雄厚，在诉讼上有能力聘请到优秀的律师团队，采取旷日废时的诉讼策略，并针对各种极度专业问题提出被害人无法理解的质询，致使被侵权人在诉讼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例如，国外的福特汽车与克赖斯勒汽车等公司，都曾因为其汽车产品的设计不良问题，对产品使用人与无辜第三人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在诉讼上被法院判处高达数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在这类消费者权益诉讼案例当中，一般认为有钱有势的公司在事发之前只要买好产品责任保险，在发生意外事件时，再用个几十万美元打官司，就绰绰有余。他们也不在乎官司输赢，输了不用赔太多（相较于其回收产品的花费，可能赔偿金额只占其中数个百分比）；另外，公司也有钱，有能力聘请一整个军队的律师团队，更何况这类消费产品纠纷的官司，有关证物与证人的调查花费极长时间，所以拖也把受害人拖垮。因此，在这类侵权行为诉讼案件中，注定是一场”不公平的竞赛”。
这时，惩罚性赔偿制度就派上用场，其用处在于”吓阻”大公司。在面对可能受到巨额的赔偿金额惩罚时，不但提高这些大公司对产品安全的重视外，也提高在诉讼过程双方提早达成和解的可能性，以免最后因为败诉而受到更巨额的惩罚金额损失。
另外，在被侵权人一方，因为地位相对处于弱势，有时面对大公司采取拖延战术时，受限于自身的财力物力，无法和大公司进行长期抗战，因此大多无法承担身心负荷而致败诉。所以还要配合”胜诉后收费”制度（Contingency Fee），这种制度是普通法传统下一种特例，就是律师对其代理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并不事先收取费用，而是与诉讼代理人约定待胜诉后，从获取的赔偿金额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做为律师费用（通常为30%），而在诉讼过程中的所有费用则由律师事先自行吸收。这种制度的风险在于，如果败诉，律师一毛钱也拿不到。因此，采取这种收费制度的律师，本身承担的风险也相当大，如果没有相当胜诉的把握，通常少见律师愿意采用这种收费制度（当然，如果律师本人个性使然则为例外）。也因为”胜诉后收费”制度，在这类诉讼案件中，消费者才请得起律师，而律师也因为高风险高报酬的激励因素，愿意投入心血为弱势者对抗财大气粗的大公司。
因此，”惩罚性赔偿制度”加上”胜诉后收费制度”，使得弱势者（劳工、消费者等）得以对抗大型公司企业，”吓阻”有财有势的大企业的不当行为，提高大企业的和解意愿，有效平衡诉讼资源不平等现象等等好处。
半生不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