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 恶意串通与隐藏行为

《人民法院案例选》(2009年第4辑)第208页选录了这则案例:

熊发坤诉安徽佳博拍卖招标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宣城市宣州支行、李凌华拍卖缔约过失责任案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2008宣民二初字第16号,2008年4月24日)

该案从原告诉求,被告答辩,以及法院论证,都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

一、案情简述

农行宣州支行委托佳博拍卖公司拍卖其所有之不动产(原农行宣州支行洪林桥营业所整体房产),佳博拍卖公司於大众媒体上公告其欲进行该不动产拍卖,并列出参与招标的条件。熊发坤与李凌华等人,按佳博拍卖公司所列条件提交相关资料与缴交保证金後取得参与投标资格。後因佳博拍卖公司相关文件与手续不完备,导致该拍卖无法举行,直至委托拍卖合同到期前,该拍卖都未举行。

佳博拍卖公司宣称择日另行举行拍卖活动之後,一直没有另行拍卖讯息,於是李凌华至农行宣州支行了解拍卖活动,这时农行宣州支行与李凌华双方竟於拍卖委托合同到期後签订《售房协议》,农行宣州支行将该不动产卖给了李凌华。

熊发坤取回保证金後,即以农行宣州支行与李凌华间”恶意串通”,至法院起诉一干被告,请求法院判决该《售房协议》无效,改由熊发坤以58万购买系争标的不动产,并赔偿熊发坤损失等。

法院一审判决,判令佳博拍卖公司赔偿熊发坤保证金的利息损失,但认定被告间并无”恶意串通”,故该《售房协议》有效,驳回熊发坤其他请求。

本案相关事件发生时间过程与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如图所示:

02 timetable 

 01 relation

二、法院判决的问题

由於法院只就被告佳博拍卖公司之过失,使原订拍卖活动无法举行导致原告参与竞拍利益受到侵害,做出”缔约过失”的判决。但是对於原告主张其他二被告间《售房协议》存在”恶意串通”并请求判定”无效”之请求,法院的论证则有不足。

原告主张被告农行宣州支行与被告李凌华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请求法院判决双方《售房协议》无效。其理由为:

庭审中,原告又以被告李凌华与被告农行宣州支行签订的《售房协议》中载有:将原宣州农行洪林桥营业所整体房产进行了公开拍卖,被告李凌华以最高价竞得该房等拍卖合同文本的内容为由,认为被告李凌华是以拍卖方式购得房产,且被告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

对此请求,法院判决为:

由于被告佳博拍卖公司未能如期举行定于2007年1月6日上午的拍卖会,即使在该日后仍拟以拍卖方式处置原宣州农行洪林桥营业所整体房产,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原告也应与其他意欲竞买者一样按照相关拍卖公告要求的事项重新办理报名手续,以取得竞买人的资格,而不能凭借原未举行拍卖会的报名材料当然地获得该日后拟举行拍卖活动的竞买人资格。被告方针对原告庭审中此项诉称的事由,以委托拍卖协议期限届满前后未再举行拍卖会、事后以协议方式处置该房产等理由予以否认。对此,原告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因此,被告方关于被告农行宣州支行处置原宣州农行洪林桥营业所整体房产的方式因未再举行拍卖会而非拍卖、是事后公开协商买卖、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的抗辩意见,理由成立,应予以采信。

由此可知,法院支持被告抗辩意见,亦即认定二被告之间《售房协议》为”…[拍卖]事后公开协商买卖,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法院的论据有二:

论据1:原告,”…不能凭藉原未举行拍卖会的报名材料当然地获得日後拟举行拍卖活动的竞买人资格。”

论据2:”被告方针对原告庭审中此项诉称的事由,以委托拍卖协议期限届满前后未再举行拍卖会、事后以协议方式处置该房产等理由予以否认。对此,原告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

这二个论据有如下问题:

1. 论据1与结论不具相关性

论据1涉及的内容为原告取得拍卖活动中竞买人资格问题,与原告主张被告”恶意串通”毫无相关性。法院将其作为被告间无恶意串通之论据,很让人不知所以。

2. 论据2的程序瑕疵

原告在提起诉讼请求时,既已主张《售房协议》当中记载之文字为二被告具有”恶意串通”行为,因此《售房协议》即为原告提供之证据;而被告也是针对《售房协议》之性质进行抗辩,主张其为事後之公开协商买卖而非拍卖。原被告经过举证期限并进入庭审、质证与辩论後,法院应就《售房协议》之性质与被告间是否有”恶意串通”行为进行心证评断,而非又推回给原告,要求原告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抗辩不成立,因为法院此一举动,将使原告陷於不利境地,注定败诉结果。

3. 原告主张已达证明标准

若不考虑论据1与论据2的瑕疵,也只能证明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不足,未达证明标准。这时法院应就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说明,而非就原告未提供新的证据而否定原告之请求。

况且,就现行证据规定而言,原告提供之证据应已符合《证据规定》第73条”高度盖然性”标准。原告以《售房协议》记载之”将原宣州农行洪林桥营业所整体房产进行了公开拍卖,被告李凌华以最高价竞得该房等拍卖合同文本的内容为由”,作为其”恶意串通”主张依据。由於该拍卖活动自始未曾举行,因此该《售房协议》系基於不存在的拍卖活动,而且被告抗辩主张该《售房协议》为”…事后以协议方式处置该房产”,由被告之抗辩与《售房协议》记载内容的不一致性,已足以令人确信二被告”恶意串通”的高度可能性。法院此时应以心证说明,何以认定被告抗辩成立,而非要求原告提供新证据证明其诉求。

《证据规定》第73条
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三、恶意串通

《合同法》第52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法》第59条
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恶意串通”,按《合同法》第52条与第59条规定,以及中国人大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对“恶意串通”的解释为:

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为牟取不法利益合谋实施的违法行为。

因此,”恶意串通”构成要件有二:
要件1:当事人双方的故意。
要件2:目的为牟取不法利益。

从构成要件观之,《合同法》”恶意串通”的认定,远较台湾《民法》”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范围更窄,而非如学者称”其中恶意串通就包括通谋为虚假的意思表示,…”(王利明,《民法》第五版,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13页)。台湾《民法》”通谋虚伪意思表示”,只要求表意人与相对人互相故意为非真实意思表示,并明知对方为非真意合意即可。但是《合同法》中的”恶意串通”,几乎可视为一种故意以合同形式进行的侵权行为,更因其要求需达”故意”之程度,也比一般侵权责任的过错认定更加严格。因此从这角度去论证被告间”恶意串通”的成立与否应非难事。

以下即以此二构成要件检视被告间是否成立”恶意串通”。

要件1:当事人双方的故意。

民事责任中的”故意”,系指行为人预见损害後果之发生而希望或放任该後果的发生。因此”故意”的内容主要是指行为人的明知,包括对其损害行为的明知,以及对损害行为发生的损害後果的明知。具体到本案中,即被告双方是否明知《售房协议》为彼此互为虚假意思表示,以及明知该《售房协议》对原告主张的国家利益造成损害。

本案法院认定事实中,除原告提供《售房协议》记载的前述文字之外,另被告农行宣州支行的答辩,有这麽一段话:

被告间签署的《售房协议》,仅因是在原先拟好的拍卖协议文本上添加了购买人姓名、价格和签订日期,故出现“委托”、“拍卖”等内容,而实际未经拍卖程序处置该资产。

据此,可以推定被告双方以未举行的拍卖程序作为不动产买卖依据,该《售房协议》隐藏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都能有明确的认识,且双方就对方之真实意思(不动产买卖)与表面的虚假意思(拍卖)也都有明确认识。

按台湾《民法》规定,至此双方即已构成”通谋虚伪意思表示”。原则上,”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为无效,”其买卖契约及移转所有权的物权行为均属无效,受让人不能取得所有权”(王泽鉴,《民法概要》,台北市三民书局,2009年8月,第111页)。但是为顾及行为型态的弹性与多样化,台湾《民法》第87条第2项就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中的”隐藏行为”设有例外规定,”虚伪意思表示,隐藏他项法律行为者,适用该项法律行为之规定”。换言之,若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系为隐藏他项法律行为而为之者,不因隐藏为无效,仍应适用该项法律相关规定,而对於有无损及他人利益,则在适用的相关法律规定范围内考虑。

综合本案案情与相关事实,从台湾《民法》角度来看,被告《售房协议》即表面以”拍卖”隐藏真实的”买卖”行为,且订立时间未违反与他被告佳博拍卖公司拍卖委托协议,也系对自己不动产所有权合法有效的处分,因此符合台湾《民法》第87条第2项”隐藏行为”之规定,并适用不动产买卖契约相关规定。然而,大陆民法与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就通谋虚伪意思表示或隐藏行为设有一般性规定,而对於”隐藏行为”有效与否,通说亦采台湾《民法》观点。因此,就本案原告的诉求观之:

被告佳博拍卖公司上述行为违反拍卖法规定,侵害了原告的知情权和参加竞买权;被告农行宣州支行与被告李凌华恶意串通的行为既损害了原告竞买原宣州农行资产的权利,又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诉请法院依法判令:(1)被告农行宣州支行与被告李凌华订立的《售房协议》无效;(2)由原告以58万元应价竞买原宣州农行洪林桥营业所整体资产;(3)被告佳博拍卖公司赔偿原告9万元保证金的利息损失5967元(月利息按利率9‰计算)。由三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从诉求(1)和(2)可知,原告欲先使《售房协议》无效,让被告李凌华将已取得系争不动产归还给被告农行宣州支行,再由原告以58万元从被告农行宣州支行处购买系争不动产。因此可推定原告在这部分的请求权基础为《合同法》第52条第2项,因此能适用者仅有定义严格、范围狭隘的”恶意串通”。需注意者,《合同法》第59条系《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限缩性规定,将《合同法》第52条第2项原本”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含义,限缩为仅能归还所有物。所以在功能上,第59条系为第52条第2项补充条款,当第52条第2项成立後,第59条就当然适用。因此,虽然有二个法条规定,但事实上只有一个请求权。

因此,就”恶意串通”中的”故意”要件言,除了需考虑当事人双方明知对方之表面虚假意思与内心真实意思之外,还需明知其如此作为将导致损害结果并放任或希望该损害结果之发生。二被告《售房协议》订定时间为《委托拍卖合同》到期之隔日,未与其相悖,委托期限既已到期,所有权自然回到原所有权人(被告农行宣州支行),其处分自己所有的不动产为合法有效。唯其处分方式,系以拍卖形式隐藏其买卖真意,由於法律对”隐藏行为”未予限制,因此按学界通说应将其视为不动产”买卖合同”,基於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合同自愿性原则,除非合同内容显失公平,则难谓有损害结果之发生。既无从预见损害结果之发生,更无所谓放任其发生之情形。

因此,要件1双方当事人的故意,则无由成立。

要件2:目的为牟取不法利益。

“恶意串通”另一构成要件为当事人双方的目的为牟取不法利益。此处之”法”,应理解为《合同法》第7条的法律与行政法规,不包括地方性自治规章等。不法者,即为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之规定。至於是否需为”强制性规定”,为免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重叠,以及本款规定之目的在使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免受损害,故此处之规定应作广义解,即包括强制性规定与任意性规定在内。如此一来,即能使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免受他人”恶意串通”之侵害,并获得更充分的保障。

牟取不法利益,即合同当事人间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之规定,造成合同当事人之获利,与第三方之损害。本案中,原告以国家利益受损害为诉求依据,因此从合同当事人间的成交价格观察国家利益是否有受损害。

原告因不服即向宣州区人民检察院反映此事,经检察院侦查后,方知被告佳博拍卖公司未再次将该标的物对外公开拍卖,而是在被告农行宣州支行与被告李凌华恶意串通下,以虚假拍卖的形式将该标的物以56万元私下“拍卖”给了被告李凌华,并收取了被告李凌华28000元佣金。被告农行宣州支行与被告李凌华已签订了该标的物《售房协议》。

被告农行宣州支行以56万元将系争房产出售给被告李凌华,即便计入佣金28000元,总价为58万8千元,被告李凌华则取得系争不动产所有权。无论是56万元还是58万8千元,都高於宣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对系争不动产认证总值52万2千1百1拾元。因此原告主张国家利益受损之诉求难以成立。更何况,原告诉求之一,即其欲以58万元购买系争不动产,此价格与被告李凌华相差无几,如果被告李凌华之价格为损害国家利益,那原告熊发坤提供的价格也应损害国家利益,其间矛盾,不言可喻。

前已述及,被告间《售房协议》签订期间在《委托拍卖合同》到期之後,且原告系有权处分其不动产所有权,《售房协议》亦无损及国家利益之情形,除了在形式上的记载内容可能有”隐藏行为”之疑,实质上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损害第三方之利益情形。

因之,要件2亦不成立。

综上,被告双方既无共同之故意,亦无牟取不法利益情事,对原告主张被告间”恶意串通”之诉求,法院应不予支持。

四、《售房协议》之效力

本案主要引发点在於《售房协议》中记载如下内容:

2007年7月16日,被告农行宣州支行作为出售方(甲方)与被告李凌华作为购买方(乙方)签订了《售房协议》,协议载明:农行宣州支行委托佳博拍卖公司,将坐落于洪林镇原宣州农行洪林桥营业所整体房产进行了公开拍卖。被告李凌华以最高价竞得该房。

问题在於,该拍卖活动未曾举行过公开拍卖,对此被告抗辩理由为:

被告间签署的《售房协议》,仅因是在原先拟好的拍卖协议文本上添加了购买人姓名、价格和签订日期,故出现“委托”、“拍卖”等内容,而实际未经拍卖程序处置该资产。

换言之,被告为求方便,将事先拟好的拍卖协议文本,作为双方交易的依据,而非正式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

台湾将此种行为规定为”隐藏行为”,适用被隐藏行为之法律规定,不因之而无效(台湾《民法》第87条第2项)。因此这时即可适用有关”买卖合同”相关法律规定,而不需以《售房协议》为无效。问题在於,大陆有关民事法律并未对”隐藏行为”设有规定,如果出现类似案例,加上对《合同法》第52条各项规定要件缺乏深入理解,以及其与”虚伪意思表示”极为相像,很容易直接判决其为无效。

本案中,法院似乎也意识到这问题。当原告以被告间”恶意串通”为其请求权基础诉至法院时,法院除了对”恶意串通”进行论证外,还需界定被告《售房协议》性质为何。由於缺乏”隐藏行为”的法律规定,法院找不到如何将拍卖行为转为买卖行为依据,使得法院只好采用被告”…事后以协议方式处置该房产”的抗辩理由,并以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被告主张这种程序上的问题,间接的支持被告主张。如此一来,不但免了论证”恶意串通”,也避免”隐藏行为”在法律上的争论。法院未能利用本次案例奠定”隐藏行为”的基础,实为可惜。後续出现类似情形,仍会争论不休。

五、原告撤销《售房协议》的权利

本案中,法院从采取被告抗辩意见,从《拍卖法》规定与合同关系相对性角度论证原告无权对被告间《售房协议》提出撤销之主张。

同时抗辩认为即使该《售房协议》效力存在问题,根据合同相对性规则,原告也无对效力主张的权利。

1. 《拍卖法》有关”恶意串通”的规定

《拍卖法》关于“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的规定,是以拍卖已实施为前提条件,被告间即使有实施恶意串通行为的意愿,由于该拍卖未实施,也无法变成现实,自然也无从损害原告的竞买权。

在原告撤销《售房协议》请求中,系以自己的竟买权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为由,请求法院撤销《售房协议》。法院以《拍卖法》第65条规定,竞买人利益受到损害者,只发生在拍卖人与竞买人之间,与委托拍卖人无涉。

《拍卖法》第65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拍卖无效,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参与恶意串通的竞买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对参与恶意串通的拍卖人处最高应价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然而法院以《拍卖法》第65条为据,仅能驳回原告有关自己竟买权受损之主张,对於国家利益受损害这部分,却未曾触及。

前面述及,当原告主张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者,其请求权基础为《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第59条为其补充条款)。这时要考虑者,即为原告能否以第三人立场,主张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请求法院撤销《售房协议》。

2. 合同主体的特定性

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其本质特征,包括主体、内容、责任的相对性,即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主体(合同关系当事人)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才能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诉讼;只有合同当事人才能享有和履行某个合同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在法律和合同另有规定外,除此以外的任何第三人既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也不负有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该《售房协议》仅发生在被告农行宣州支行与被告李凌华之间,除被告农行宣州支行与被告李凌华彼此互相主张权利义务外,他人无权主张《售房协议》上的权利。因此,被告方的抗辩意见既有事实依据又符合法律规定,理由成立,应予以采信。

法院认为,”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才能向另一方提出请求或诉讼,…除此以外的任何第三人既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也不负有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也不对其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这种主张,出现二个问题:

第一,混淆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原告系主张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请求被告承担侵权责任,但法院所回应者,却是原告无权主张违约责任。法院未就原告之主张予以回应,用了无关缘由回应,着实奇怪。

第二,受损害的国家、集体、第三人无从获得赔偿。法院坚持合同主体特定性与相对性原则时,将无法解释《合同法》第52条第2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规定,也将架空这条规定使其成为空中楼阁。如果受到损害的第三人,因为该相对性原则而不能以《合同法》第52条第2项为请求权基础,则其受到之损害,则无从获得赔偿。

本案中法院拒绝原告请求撤销《售房协议》的诉求,提出的论证无法令人信服且有悖法理。被告能否代表国家,主张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请求法院判决撤销《售房协议》。对这问题,应采否定说。

首先,被告不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当国家利益受损害,自有国家机关有关人员出面代为提起诉讼,且以国家机关进行民事诉讼的代表权利不宜太过扩张,否则可能导致法院处理相关案件负荷过重,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若一般人民认为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提交给该代表人员或国家机关进行民事诉讼,无须亲自提起诉讼。

其次,原告请求之一,即在撤销《售房协议》後,由原告以58万元购买系争不动产,而此价格与被告李凌华出价所差无几,故难谓国家利益因被告间《售房协议》而受有损害。

原告请求法院撤销《售房协议》之所以不受支持,主要原因在於其国家利益受损害之主张,并以自己为国家利益维护者身份出面提起诉讼。若原告以自己为《售房协议》以外的第三人,以《合同法》第52条第2项为请求权基础,主张其利益受到被告间”恶意串通”之侵害,请求法院撤销该《售房协议》,尚有可能受到法院支持。但问题却是原告自己对系争不动产,并未如被告李凌华般的积极寻求成交机会,由其提出的各项诉求与请求权基础的谬误观之,只是企图藉着司法力量,为其谋得该不动产目的而已。然而法院就本案的判决,也不能就各项争点提出更令人信服的论证,反而出现避重就轻、答非所問、論述失據等问题。法院要有更令人信服的判决,重视判决之公信力,在论证方面还需要更加的努力。

This entry was posted in 學習. Bookmark the permalink.

One Response to [法律] 恶意串通与隐藏行为

  1. lnlaw says:

    好文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