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在法律價值中的抉擇

看過熊秉元教授這篇「薩孟武搶救雷恩大兵」這篇文章後,有幾個疑問:

1. 薩孟武於 1984 年過世,Saving Private Ryan 上映時間為 1998 年。從這個時間差來看,同時考慮到熊教授班上同學年齡的差距,應該不可能上過薩孟武的《法學緒論》課。

2. 這篇文章明顯的將「效率」和「正義」兩種價值選擇放在一起衡量。

就「效率」衡量標準來看,任何一個成本超出收益的案件,對社會都是一種資源「浪費」。即以文章中的汽車竊盜案為例,當社會整體為破案花費的成本大於汽車本身的價值時,如果按「效率」標準考慮,就是一種浪費。但為什麼還要繼續投入資源花費那麼多的人力物力想辦法去破個「低成本」案呢?

3. 「效率」和「正義」是不同的政策價值選擇。

「效率」是衡量一個政策目標完成過程中的資源投入與產出比例,通常以量化結果顯示。回過頭來看,「正義」衡量標準為何?在不討論「正義」的意義與構成的前提下,量化標準能否適用仍是很大的問題。但是「破案率」就絕對不等於「正義」。

當無法健全量化考慮因素,將「正義」予以量化時,將造成人們斤斤計較的思考型態,損害及更遠大目標的實現,例如平等、創意、理想等。也唯有不以「效率」作為「正義」衡量標準時,在 Saving Private Ryan 電影中派出八千或八萬人只為了搶救一個人,不僅具有道德性,更具合理性(前提當然是在個人的自由意願上)。因為這時人類追求的不再限於現實利益,而是內在自我的救贖。

SCHOOLTEACHER

Captain Miller

Back home when I tell people what I do for a living, they think, well, that, that figures. But over here its a big, a big mystery. So I guess I’ve changed some. Sometimes I wonder if I’ve changed so much my wife is even gonna to recognize me whenever it is I get back to her — and how I’ll ever be able to tell her about days like today.

Ryan —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Ryan. I don’t care. Man means nothin’ to me. It’s just a name. But if — you know — if going to Ramel and finding him so he can go home, if that earns me the right to get back to my wife — well, then, then that’s my mission.

You wanna leave? You wanna go off and fight the war? Alright. Alright, I won’t stop you. I’ll even put in the paperwork. I just know that every man I kill the farther away from home I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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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秉元:薩孟武搶救雷恩大兵 ─ 正義的刻度

「現代社會裡,很多人都開車代步;如果自己的車被偷了,當然希望能找回來。那麼,汽車失竊的破案率,該是多少?」最近在《法律經濟學》的課堂上,我問研究生這個問題。

可是,說來非常奇怪,對於這個簡單明確、具體生動的問題,法律研究所的學生們──已經讀了四五年的法律──卻幾乎都搔頭弄髮,不知如何是好。也許,說來並不奇怪!在傳統法學訓練裡,特別是德日等大陸系國家,是以法律條文為中心;主要的訓練,是如何解釋和運用法律條文。對於涉及整個司法運作的問題,這種訓練立刻捉襟見肘;這是標準的只見輿薪,見樹不見林!

遲疑一陣,一個學生鼓起勇氣:「由追求正義的角度看,當然是希望破案率為百分之百;即使每個人都知道,這是很難達到的目標!…」

我打斷他的話:「可是,如果汽車失竊的破案率,定在百分之百;那麼,一般扒手、闖空門的破案率,也該是百分之百囉!傷害殺人的破案率,更要是百分之百;不用說,擄人勒贖、銀行搶劫等重大刑案,也非達百分之百不可。無論大小案件,破案率都是百分之百;有哪一個司法體系,能負荷這種重擔呢?」

學生似乎靈機一動,毫不猶豫:「記得法律系大一時,《法學緒論》這門課由宿耆薩孟武老師擔任;在第一堂課裡,他就強調:『如果有人偷了一塊錢,那麼即使要花費拾塊錢,也要把小偷抓住!』」。

薩孟武是戰二次大戰後法學界的大老,曾經當過台灣大學法學院院長,論著不輟,桃李滿天下。可惜,至少在這個論點上,他的說服力不高;因為:「為了正義,花十塊錢處理一塊錢;聽起來正氣凜然、虎虎生風,其實不堪一擊。試問:為了一塊錢,花十塊;那麼,如果花的不是拾塊,而是一百塊、一千塊、一萬塊呢?」

旁邊的同學,似乎受到感染,出手相助:「在《搶救雷恩大兵》這部電影裡,為了能從戰場上找回雷恩,美國軍方派了一隊人;最後犧牲了八位弟兄,才勉強達成任務。這不是同樣的道理嗎?為了既定的目標,值得以多換少!」

薩孟武在地下有知,大概捻鬚而笑。對我來說,這個意外的聯想,卻剛好是殊途同歸:「好例子!雷恩的幾位手足,都已經為國捐軀。美國國防部參謀長,接到雷恩母親的信,決定派人把她僅有的兒子找回來。故事的情節感人,帶隊負責的湯姆漢克(TomHanks)演得好。可是,如果因此而陣亡的不是八個人、而是八十個、八百個、八千個弟兄,參謀長還能堅持以往嗎?

「事實上,電影的編劇聰明得很;為了搶救雷恩大兵,只犧牲了八位官兵。這種犧牲,是在可堪忍受的範圍之內。如果為了一個小兵,犧牲了上百位的弟兄,恐怕只會激起觀眾的反感,變成票房毒藥!原因很簡單,對觀眾而言,如果犧牲的人少,會把焦點放在雷恩大兵身上。可是,如果犧牲的人多,觀眾會自問:自己比較可能是雷恩大兵,還是比較可能是為他而犧牲的數百人、數千人之一?這麼一聯想,觀眾能不能認同、願不願意掏腰包買票進場,就很清楚了。

「可見得,道不遠人。正義的概念,是由人來操作。對於公平正義的追求,必須是在人們所願意承擔和負荷的範圍之內,花拾塊錢找一塊錢,犧牲八個人救一個人,都沒有超越人們的經驗,因此不違反常情常理。一旦實現正義的成本太高,人們自然會縮手駐足!」

研究生們噤聲不語,不再有異議──可能是避免引來更多的說教。一番由竊車破案率引發的論對,就此打住。當然,我知道,如果要繼續申論,還有一長串話可以援引…

破案率定在百分之百,當然不切實際;那麼,該怎麼想這個問題呢?由經濟學的角度看,其實脈絡很清楚──就看社會的中堅分子、也就是納稅義務人,願意負荷多少的稅負,以支持司法體系。納稅義務人願意繳的稅愈多,司法體系的資源就愈多,也就能追求更高的破案率!

竊車、強盜、殺人越貨、詐欺搶劫等等罪行,個別來看,破案率都有其極限。放在一起看,彼此之間,也有排擠效果。多花警力和司法資源在詐欺犯罪上,處理其他犯罪的人力物力自然受到排擠。因此,在公平正義的大纛之下,還有許多小天平;而在諸多小天平之間,也還有取捨比較的問題。

抽象來看,傳統法學思維和經濟分析之間,有一個明確具體的差別。傳統法學思維,以公平正義為標竿。可是,對於如何追求公平正義,如何操作這個標竿,卻幾乎是一片空白。相形之下,經濟分析的特色,是吾道一以貫之──追根究柢,只有「成本」兩字而已!追求公平正義(或其他任何價值),必須坦然面對所涉及的成本。要得到鮮美的果實,必須先有辛勤的澆水灌溉。同樣的道理,要提昇公平正義的刻度,必須以充分的資源為後盾;而一旦涉及資源的運用,當然就是成本的問題。

薩孟武的花拾塊追一塊、《搶救雷恩大兵》的犧牲八人救一人,看起來是不計成本,其實不然。兩者的共同點,是表面上理直氣壯,實質上只呈現了問題的局部;真正的考驗,是把鏡頭拉遠、把畫面放大,然後再考量真正涉及的成本!也就是,正本溯源,問題非常簡單明確,請問薩孟武教授:為了一塊錢的損失,值不值得耗用拾萬元的司法資源?請問電影編劇和導演:為了一個大兵,犧牲五百個官兵;這種電影,敢不敢拍?

「竊車的破案率,該定在多少?」顯然是一個有意義、可以發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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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秉元:正義的刻度 — 之二再探

2007年4月到5月中旬,我利用休假的時間,到浙江大學經濟學院訪問,並且講授《法律經濟學》的短期課程。《南方周末》的余力女士,由廣州飛來杭州碰面,請我在週刊上闢一專欄,並且把專欄定名為《熊出沒注意》;應編輯要求,我也提供電子信箱,以便和讀者交流互動。

某個週四清晨,我到校門口浙大路的書報攤,想買份《南方周末》,看看專欄的模樣。我問老闆週刊到了沒,如果上面有我的文章,就買一份!老闆拿了一份給我,我找到自己的文章,老闆隨口一問:是投稿?我答道:是專欄。老闆大概沒想到,眼前買週刊的人竟然有專欄,說了聲:不錯。可是,由他眼神裡露出的敬重,我知道《南方周末》果然名不虛傳,在一般人心目中大有分量。

專欄文章露面之後,總有讀者來信,多半十封上下;還有人寄來資料,希望我能代為申冤。沒想到「正義的刻度」這篇文章一見報,讀者來函大量湧進,大概有百封左右。而且,異口同聲批評我的論點,認為由成本的角度探討公平正義,簡直是荒謬無稽。

一位讀者質疑,是不是台灣的學術水準低落,怎麼會有這種見解!還有一位讀者直言:毛澤東曾說「有些人不該讀書,因為愈讀愈笨!」他原來不相信這句話,看了我的文章,才知道毛主席講的確實有道理!我以為文章裡所闡釋的,是簡單自明的道理,沒想到卻引起一片撻伐。也許,理未易明,值得再試著說清楚一些!

讀者們的質疑,主要有兩點:第一,文章裡提到,被小偷偷了一塊錢,花十塊錢找回來也許值得;可是,花一百、一千、一萬呢?追求正義,值得無限上綱嗎?很多讀者理直氣壯的表示,勿以善小而不為。縱容偷一塊錢的小偷不管,這個小偷食髓知味,很快會變成大偷、江洋大盜、甚至禍國殃民。小洞不補,到時候大洞更難補。第二,有些價值,是不能用成本來計算的。譬如,親情、身家性命、或國家民族,一旦有難,自然要義無反顧,不計代價(成本)的投入。公平正義,是社會的長城,也應該不計代價的來捍衛。成本效益的思維,淺薄可笑可鄙可棄。

這兩種質疑,想起來正氣凜然,說起來擲地有聲。可惜,心平氣和的稍稍深究,卻經不起理論和事實的檢驗。首先,針對個案來看,小偷變大偷的顧慮,當然一氣呵成。可是,除了這個小偷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小偷、其他的官司案件;如果遵循同樣的邏輯,個個追究到底,要耗用多少的司法資源,有哪一個文明社會負荷得了?而且,「小偷」的字眼,還可以換成「隨地吐痰的人」、「插隊佔位的人」、「由車窗丟出垃圾的人」…。根據小偷變大偷的邏輯,這些「小小偷」是不是該繩之以法?可是,無論在觀念或具體作法上,對於這些「小小偷」,一般社會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微罪不舉,是文明社會普遍接受和奉行的原則,也正巧妙的反映了成本效益的考量。還有,小偷變大偷的思維,意味著錙珠必計;對單一案件,可以投入大量的資源,以追求和實現公平正義。可是,順著這個思維,對於每一個司法案件都要成立。有些棘手難破的案件,是不是該投入幾乎無窮盡的司法資源呢?

其次,很多人直覺上認定,對於公平正義這些價值,不能從成本(效益)的角度來思索。因為,和親情、國家民族等等崇高聖潔的價值一樣,公平正義也是絕對的、而不是相對的;對於這些價值的追求,成本(代價)在所不計。

可是,一般人這麼想,只不過是因為在正常生活裡,毋須面對困難的取捨。一旦真的面對,就必須勉強為之。譬如,自己的獨生子(女)和自己的父(母)都得了重病,自己的心力時間金錢,要如何分配?優先次序為何?還有,範圍放大一些呢?要追求公平正義,還是先追求經濟發展?先讓老百姓受國民教育,還是先蓋高速公路?抽象來看,價值和價值之間衝突,是水平方向上的取捨;某種價值的高低,是垂直方向的取捨。無論是水平方向或垂直方向,追求某種價值的背後,都隱含了權衡和取捨。

這些問題都很棘手,而且未必有正確答案可言。重要的是,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一個人如何思索分析,一個社會又是如何因應自處。以公平正義反映絕對價值,不但逃避公共政策的核心問題,而且把問題極端化、道德化。也許有益於宣洩自己的賀爾蒙,卻無濟於事。

其實,司法體系的運作,本身就反映了權衡取捨:一般案件,簡易法庭一審確定;稍微重要的官司,兩審定讞;最麻煩重要案件,三審確定。而且,年輕資淺的司法人員,處理一般案件;資深老道的同仁,處理棘手的案件。地方法庭一位法官蒞庭,高等法院三位法官合議,最高法院九位或更多法官議決。這些制度上的安排,正反映了司法資源很珍貴,要小心運用。背後的考量,不就是成本效益分析嗎?經濟分析的特色所在,就是有系統的、明明白白的把相關因素列出,然後比較分析。對成本效益分析質疑的人,不妨自問:面對問題時,自己的思維方式是什麼?是靠直覺經驗嗎?還是有一套推理思維的過程?

在所有的來信裡,只有一位讀者贊成我的分析。他是北京地方法院的一位法官,對於司法體系資源濫用誤用的情況,有很深的感受。他提到,有些作法看起來是在追求公平、提升正義的刻度,其實是反其道而行。司法的運作,需要有好的思維分析工具。確實如此,大哉斯言。

仔細想想,很多對於公平正義想當然爾式的直覺判斷,不但在理論上站不住腳,更經不起實踐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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