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时，有这么一则案例：
| 乾隆时，唐化经娶同姓不宗之唐氏为妻，后因故砍毙其妻。湘抚以同姓为婚律应离异，不承认其夫妻名分，依凡斗问拟。 |
古时法律规定，同姓男女不得为婚；违者，唐、宋时的处分是徒刑二年，明、清则各杖六十，离异。如果同姓又同宗，表示之间确有血缘关系，则加重处分。
同姓不婚的规定，预防功能大于伦常，主要为了繁衍出不健康的后代，避免危害到宗族的生存。但为虑及同姓无血缘关系的问题，因此又按同不同宗而有处罚轻重区别。
这则案例中，巡抚即以此理由认定该案中的婚姻关系不成立，判决唐化经按普通人间的斗殴致死问罪。但是当这个案子送到刑部后，却被刑部驳回，认为仍应按"夫欧妻致死"问罪。刑部所持理由兼顾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精神，已具近代法院判决书雏形，值得一观：
| 同姓为婚律载妇女离异者，原属礼不娶同姓之正义。但愚民不谙例禁，穷乡僻壤娶同姓不宗妇女者往往有之。故不得因无知易犯，渠废违律之成规。尤不得因违律婚娶之轻罪而转置夫妇名分于不论。其嫁娶违律罪不致死之案，自仍应按律断令离异，至遇有亲属被伤罪于凌迟斩绞重辟者，即应按照亲属已定名分本律科断。 |
刑部论点认为，"同姓不婚"为原则性规定，但并非绝对，只有在发生诉讼时，才能作为定罪量刑之依据，但即使如此，仍须视案情情节轻重而定，不能因该原则性规定而伤害到有关夫妻名分关系的法律基本精神。简单而言，对于平民百姓间的同姓婚姻，法院不予闻问，唯一旦进入官府诉讼程序时，一般轻罪系依律各杖六十并判离异处理，如果为重罪时，判刑标准仍应按亲属名分论断。
刑部接着以"反证法"论断本案如依巡抚所盼之普通过失致死问罪的不当：
| 若因系同姓为婚，不问所犯罪情轻重，概以凡人定拟。设遇此等违律婚取之案已成婚多年，生有子女，夫妻翁姑子孙名分久定，若其妇谋故杀夫并夫之祖父母父母，概拘律应离异之文而只科以致必毙凡人之罪，似非所以重名分而整纲纪。 |
刑部论证过程非常精彩，从正面、反面的论证与所持理由，都很令人信服，可惜的是其论证前提仍是为维系"夫妻名分"，以伦常作为定罪量刑标准，未能区分"定罪"与"量刑"二者的不同。
另外，湘抚判决理由也很有当代辩护律师精神，能在法律中为被告争取轻罪的判决。虽然其出发点系拘泥於法律规定，但能在刑事犯罪中以轻罪论处，已是难能可贵了。
半生不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