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的主观意思,是否成立共同侵权行为?

同事争吵互相厮打    拉偏架也要担责赔偿

原告与两被告均是同一企业的工人,因工作上的事发生争吵,并相互厮打,最终导致原告被打伤。日前,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本厂同事因工作原因导致相互厮打引发的健康权纠纷,判决被告郭某某、胡某某一次性共同赔偿原告张某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及精神抚慰金合计2000余元。

原告张某是S公司职工。被告郭某某、胡某某均是该公司的驾驶员。2009年9月26日下午14时许,被告郭某某在公司调度室因工作上的事与张某发生口角并动手殴打张某,致双方发生厮打。厮打中被告胡某某拉偏架,致使张某被被告郭某某用拳头打伤。经诊断为颅脑伤、牙齿松动,在医院住院治疗3天,花去医疗费1000余元,出院时医生建休15天。被告郭某某因殴打原告张某被公安局处以拘留6日、罚款200元;被告胡某某因拉偏架被公安局处以拘留5日。

法院认为,公民的健康权受法律保护。被告郭某某因工作上的事务与原告发生纠纷,用拳头殴打原告并致原告受伤,是对原告健康权的不法侵害被告胡某某拉偏架的行为,是为被告郭某某的不法侵害行为提供了帮助,是对原告健康权的共同侵害行为,应当与被告郭某某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

一、"健康权"还是"身体权"?

《民法通则》第 98 条只规定了"生命健康权"而无"身体权",但在第 119 条则规定身体遭受侵害的受害人提供救济。另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款第1项将"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三者并立,由此确立三者为不同的权利。

因此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在法理上应为三种不同的权利,而当被告"用拳头殴打原告并致原告受伤"时,在排除对"生命权"侵害的情形下,如何就本案法院所判定该殴打侵害的是"健康权"而非"身体权"?

就定义言,王利明(《民法》第 4 版,2008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613 – 614 页) 认为:

"身体权"者,"指自然人保持身体组织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身体组织的权利";

"健康权"者,"指自然人保持身体机能正常和维护健康利益的权利"。

王利明书中对二者所做的定义系由汪泽所撰写,该定义之最大问题在於概念上的重叠。既然法律已将二者并列为不同的权利,因此对二者的定义应严予区分,尽量避免概念上的重叠。例如,"健康权"之"身体机能正常"的指涉范围即与"身体权"的"身体组织完整并支配"所指涉范围几乎相同,令人无法区分其间的差异。其次,其对"健康权"的定义也有违解释方法的规范,即避免用同一词语解释被解释的对象,也就是在"健康权"的解释中避免出现"健康"二字。

魏振瀛(《民法》第 1 版,2000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与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645 – 648 页)的定义就比较细致:

"身体权"者,指"公民维护其身体完全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人格权";

"健康权"者,指"自然人以身体外部组织的完整和身体内部生理机能的健全,使肌体生理机能正常运作和功能完善发挥,从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为内容的人格权"。

该定义系由王小能所撰,其对"身体权"和"健康权"亦进行了比较:

 

身体权

健康权

主体

自然人身体的整体

健康

体现的利益

自然人身体组织的完整性

自然人肌体功能的完善性

内容

自然人对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支配权

不包含支配权

 

魏振瀛就二者的定义,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权属主体上到底"公民"和"自然人"有没有区分?在定义上,与"身体权"相联系者为"公民",与"健康权"相联系者为"自然人",似乎"公民"和"自然人"在决定权属主体上有其区别;但是当其进行比较时,却都指涉"自然人",显与"公民"无关。其次,如果"身体权"仅限於"公民",这样对当"非公民"之自然人的身体受到侵害,也无法解释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这些问题很可能是源自《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条的规定,不过也因为该司法解释,解决了"公民"和"自然人"争议,将其适用主体整合为"自然人"。

  《民法通则》第 98 条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

《民法通则》第 119 条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

"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魏振瀛的定义已能明确指出"身体权"和"健康权"的适用主体的差异,但对此说的最清楚的还是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2005 年,第 119 页):

"身体权","指以保持身体完全为内容的权利";

"健康权","指为保持身体机能为内容的权利"。

王泽鉴指出,"身体权"和"健康权"皆就身体安全而言,故二者常发生重叠,其区分之必要,在於保护之法益不同。例如,打人耳光所侵害者为"身体权",以言语恐吓引起神经衰弱所侵害者为"健康权",强奸妇女传染恶疾则同时侵害"身体权"与"健康权"。因此不法侵害他人身体或健康者,除了按一般侵权损害赔偿原则进行赔偿外,对於受害者因侵害行为导致劳动能力的降低、减少或增加生活之需要等,亦需赔偿,而在一定条件下也包括了精神损害赔偿。

因此,当本案被告"用拳头殴打原告并致原告受伤",其侵害者为"身体权"或"健康权"需按原告受损害之具体情形判断之。本案中,原告"经诊断为颅脑伤、牙齿松动,在医院住院治疗3天,花去医疗费1000余元,出院时医生建休15天",由此可推测原告的"身体权"和"健康权"同时受到被告之侵害,但是法院却只判定原告的"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对於"身体权"则置若罔闻。就此而言,法院判决与依据似乎不够完备,对原告法益的保护也有不足。

二、共同侵害行为?

1. 共同侵害性?

该法院判决认定的"共同侵害行为",应属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需以主观共同加害意思为必要,其与广义的共同侵权行为,即客观行为上的关连,有所不同。

考察本案之事由,二被告胡某与郭某在主观的意思上具有互斥性(郭某意欲殴打原告,胡某则为劝架),不能说二被告有主观上的共同加害意思,因此法院判决认为二被告为"共同加害行为",其理由似不充足。

2. 被告胡某是否如法院判决所言,"帮助"了被告郭某不法侵害行为?

按共同侵权中的"帮助",系指"予他人以助力,使他人易於为侵权行为之人,其助力包括物质及精神在内",且帮助须以故意为必要。

就此而论,被告胡某的行为似乎也不成立"帮助"。

3. 被告胡某的责任为何?

在不具备主观上共同加害意思情形下,判定被告胡某的责任,即为客观行为关连共同加害行为。

因其拉偏架行为与被告郭某殴打行为共同侵害了原告权益,且郭某出於故意,因此胡某需与郭某承担连带责任。但胡某得举证证明其拉偏架行为与郭某殴打行为不具有共同因果关系,而得免除或减轻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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